古文字研究是不是陷入了一种“可能性”陷阱？

近些年，古文字新材料多得让人有些焦虑，一会儿发现这个器，一会儿出版那个简。（脑补将会出版的安大简、海昏侯简……）学术界也是“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”，就好像你正在追的几部美剧同时从第一集更新到了季终，却又没有完结一样。

材料的扩张，客观上推动了队伍的扩张，又进一步促进了成果的扩张。然而在论文满天飞的时代，古文字研究受材料和手段的限制，在定量乃至定性研究方面仍存在较多缺陷。

最明显的就是古文字考释。古文字考释类似侦探断案，要从罪案现场寻找蛛丝马迹，尽可能还原案发时的真实状况，然后确定若干嫌疑人，最后找出犯罪分子。但由于语言和文字系统的复杂性，“嫌犯”好定，“罪犯”难决。因此我们发现，现在的古文字考释在行文过程中越来越多出现如下表达：“a可能就是A”“A可能/或可读为B”“不能排除a释为A的可能性”……有时候，研究者心中有一个“罪犯”人选，但苦于证据不足，就辗转系联，非要给他找出一个“罪名成立”的理由。

比如要说A字和Z字通假，在古音有隔阂的情况下会出现这样一种表述：

尽管A的声/韵（暂且简称“a声/韵”）和Z的声/韵（暂且简称“z声/韵”）相隔略远，但也不是没有相通的例证，如在文献中a声/韵有和b声/韵相通的情况，b声/韵有和c声/韵相通的情况，c声/韵有和d声/韵相通的情况……而y声/韵有和z声/韵相通的情况，所以a声/韵和z声/韵是有可能相通的，所以A和Z是可以通假的……

……ORZ……

其实，这也不全是研究者的锅。毕竟古文字本身无法证明自己是谁，我们的研究只能是基于某些已知条件的推论，毕竟“山川若能言，地师食无所。肺腑若能语，医师面如土”。而且就目前而言，先秦材料还是远远不足的，所谓“文献不足征”，方法上也无法苛求像做后世历史考据那样严谨。能在仅有的限制条件下做出合理分析（解释的合理性）或许是当下偏左但也不坏的选择。只是这推论的限度究竟在哪，似乎学术界还没有给出较明确的界定。以汉语、汉字之博大精深，要系联出几个“嫌犯”其实毫不费力，客观上也确有许多“罪犯”被绳之以法，但“错杀无辜”的情况恐怕也是不少见的。

随着古文字研究水平不断提高，学者们往往感慨，现在的古文字考释已摆脱当年“射覆”式的猜谜游戏，而有了较为可靠的研究条例，形成了科学的理论体系。但笔者有时会胡思乱想：古文字研究究竟是摆脱了“射覆”，还是“射覆”水平提高了呢？

回顾一下于省吾那一代的文章和现在陈剑这一代的文章，有些地方确实改善了一些。但客观地说，就目前的学科发展水平看，要说古文字研究已完全摆脱“射覆”，笔者是持保留意见的。

将来要把古文字研究向更为科学的研究方式上推进，恐怕还是要从量化的角度去努力，而尽量放弃论证材料的举例式呈现或论证过程的主观性推测。例如古文字考释中涉及到偏旁的通用、声音的通假，都应该在已有的文献和研究成果中总结出量化标准，有则有，无则无，多则多信，少则存疑。量化手段的使用可能无法彻底解决古文字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（其实这些问题在人文科学研究中都是较普遍存在的），但借用卡尔·波普的话说：“我可能错，你可能对，经过一番努力，我们可能离真理更近一步。”关键在于，学术界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种学术范式的转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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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文发表于 知乎专栏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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